「国债利息收入计入什么科目」超级巨人的崛起与美国经济的神话

2021-04-05 19:33:58浏览:206

回顾本世纪初以来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少数巨无霸公司迅速发展壮大,在各自的行业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主导地位,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推动了社会经营方式的重大变革。同时,工人工资增长缓慢,劳动收入比重下降,通货膨胀率低,但公司盈利能力和股市估值均创新高。这些现象构成了美国经济的一系列所谓“困惑”。

一、超级公司是怎么崛起的

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但在过去的20年里,有迹象表明,美国很多行业的竞争已经减弱,因为少数巨星公司的市场力比以前更强,在销量、利润甚至股市回报上都远远超过了竞争对手。

在产业集中度方面,超过75%的美国产业已经变得更加集中,前四大公司的收入比例在过去20年间从24%上升到33%。目前,前四大公司分别占制造业、商业、服务业、公共交通、金融五大行业的43%、24%、14%、28%和33%。赫尔-芬达尔指数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趋势,这是一个普遍接受的衡量市场竞争力的指数,等于所有公司市场份额的平方和。研究发现,1998年至2018年,美国经济各行业加权平均赫兹-芬达尔指数(Hertz-Fendall index)增长了54%,表明市场集中度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在美国历史上,大企业的出现和产业的集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世纪末,美国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催生了标准石油、美国钢铁等一批巨型工商企业。1888年,克利夫兰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讲时,曾这样评价大公司:“当我们看到资本集中的结果时,我们看到的是信托、联合经营和垄断,而公民要么在遥远的后方挣扎,要么受到资本铁蹄的伤害。公司本应被小心地限制为合法产品和人民的公仆,但它们现在正迅速演变为人民的主人。”这种对企业寡头的恐惧导致了1890年《谢尔曼反垄断法》的诞生,一些大公司最终被反垄断机构拆分为小公司。

然而,如今的超级公司与过去有着显著的不同。

首先,数字和信息革命对美国经济的竞争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强化了“赢家通吃”的产业格局。信息产品和服务主要依靠无形资产(软件、数据、研发),其生产成本几乎都是固定成本。因此,一个公司一旦开发出创新的信息服务或产品,就可以以几乎为零的边际成本进入一个全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客户,主导市场。这种效应在信息技术行业尤为明显。例如,谷歌获得了美国所有互联网搜索市场份额的88%,Facebook控制了美国42%的社交媒体,苹果和谷歌几乎垄断了所有移动操作系统。

其次,技术巨头的市场主导地位通过直接和间接的网络效应得到了加强。对于平台公司来说,网络覆盖面越广,对用户越有用,公司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越强,从而形成正反馈循环。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基本上是通过直接的网络效应来创造财富的,其服务价值随着用户的增加而增加。其他平台,比如亚马逊,是依靠间接网络效应来实现其巨大规模的,因为一个市场(客户)参与者的价值取决于另一个市场(供应商)参与者的数量。一旦这些公司主导了相关市场,成功就会自我实现,进入壁垒就会自我强化,用户就会习惯使用甚至上瘾。

第三,自九十年代末以来,在宽松的反垄断执法环境下,M&A的大量活动进一步促进了产业和市场的集中。从1985年到1995年,M&A平均每年公布5600笔交易,平均每年总额为3700亿美元。在接下来的20年里,M&A交易的年平均数量增加到10,000多宗,平均总价值增加了两倍多。这直接导致美国的上市公司数量几乎减少了一半,而上市公司的平均规模实际上增加了三倍。在Facebook收购Instagram和谷歌收购Android等大规模M&A案件中,美国反垄断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对反竞争的质疑越来越少。这种宽松的反垄断方式使得超级公司能够利用其创纪录的现金,通过并购不断吞噬竞争对手,巩固自己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奥秘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保持相当稳定,这被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称赞为“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但一些经济学家对这种稳定性表示怀疑。早在1939年,凯恩斯就称劳动力的宏观稳定分享了一种“奇迹”,这实际上掩盖了行业层面的许多不稳定。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近年来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都大幅下降,尤其是美国。从1947年到1999年,美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最低值为61%,最高值为66%。相比之下,这一比例在过去20年中已降至56.7%。自2000年以来,这种劳动收入份额加速下降的现象被称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之谜”。原因是什么?

以前的一些研究强调工业自动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认为这两个因素压低了工资水平,尤其是低技能工人的工资。然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与其他制造业相比,受外生技术冲击影响更大的相关制造业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方面没有显著差异。此外,在国际风险暴露更有限的主要非贸易部门,如批发贸易、零售贸易和公用事业,劳动收入的份额也有所下降。

此后,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是受超级公司崛起的影响。

早在1985年,硅谷企业还没有主宰美国最大的公司,有形资产往往接近市值的一半。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无形资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封锁期间。目前,无形资产约占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价值的90%。无形资产的增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工人近年来过着如此艰难的生活——工资停滞不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因为这些资产不需要像旧经济时代那样雇佣大量工人进行生产和维护。

以Adobe为例,它的程序改变了整个印刷行业。该计划背后的公式和算法非常有价值,其市值达到近2400亿美元,而其有形资产的价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Adobe在全球雇佣了超过22,000名员工,无论从哪个标准来看,这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这一技术浪潮已经将整个印刷行业的员工数量削减了一半。尽管知识产权往往会创造出一小群富有的工人(如Adobe员工),但它往往会取代大量按小时工作的工人。

从产业演进的角度来看,超级公司崛起的背后,是为了增加各个行业中生产力最高的公司的市场份额,同时牺牲生产力较低的竞争对手。根据统计数据,集中度越高,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越大。这种负相关主要是由企业之间的再分配效应造成的,即许多经济活动被重新分配给资本强度较高、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企业,这在经济的大多数领域都可以看到。比如零售业,夫妻店已经让位于沃尔玛、塔吉等零售巨头。这些“超级明星”公司可以通过信息技术、高效的全球供应链和大宗采购的市场力量获得优势。他们在行业销售中的份额一直在增长,利润也很高,但他们在劳动收入中的份额最低。

第三,通货膨胀率下降的奥秘

过去十年美国经济的另一个谜团是,经济已经悄然进入低通胀时代,无论是经济产出的提高还是就业数据的改善都无法扭转低通胀局面。就连“养马”也对持续低迷的通胀表现感到困惑。正如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前主席耶伦(Yellen)所说:我们没有完全理解通胀的机制,今天的低通胀或多或少是一个未解之谜。

虽然低通胀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但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包括谷歌和亚马逊在内的大量超级企业的崛起抑制了价格的上涨。

超级企业的出现导致劳动力市场更加集中,使企业能够将工资水平设定在竞争水平以下,从而抑制工资增长和通货膨胀。大量证据表明,当一个行业的企业数量减少时,就会增加雇主的谈判筹码,削弱工人的谈判能力。90年代末以来,大公司和小公司的薪酬差距日益缩小,大公司中低薪工人的收入低于小公司同类型工人。

也有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市场集中度会鼓励企业串通限制工资竞争。2014年5月,美国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与Adobe、苹果(Apple)、谷歌(Google)、英特尔(Intel)和皮克斯(Pixar)等多家主要技术公司达成和解,以了结这些公司合谋限制软件工程师和设计师之间薪酬竞争的指控。限制工资竞争的现象也广泛存在于低技能工人中。根据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2018年的一份报告,“目前有3000万美国工人受到不竞争协议的保护,这些协议通常广泛适用于低收入工人或其他无法接触商业秘密的人。”报告称,这些协议似乎没有其他目的,只是为了“阻碍工人的流动性,限制工资竞争”。

无形资产投资在美国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可能是推低通胀的原因之一。根据传统经济理论,随着经济接近产能上限,价格会有上升的势头。但无形资产密集型经济的运营模式完全不同,其边际生产成本几乎为零,打破了产能上限,降低了企业提价满足市场需求的动力。从1995年到2020年,无形资产在标准普尔500指数指数公司中的比重从68%上升到90%。随着数字经济的扩大和市场集中度的提高,经济中的通货膨胀风险也随之降低。《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文章曾经指出,“亚马逊进入某个市场,一般会导致价格下跌。比如亚马逊收购全食超市就是一个典型的破坏性技术抑制通胀的例子。”

第四,公司利润率上升的奥秘

与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趋势相反,美国公司的利润率一直在上升。在1970-2000年期间,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的平均利润率为5%。总的来说,利润率趋于回归历史平均水平,但自2001年以来,平均收益率趋势没有出现,美国公司的销售利润率上升到7.5%以上。1997年以来的全球化、低利率和企业的高杠杆可能是这背后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能说明全部,因为在竞争环境下,长期低利率带来的超额利润率会被竞争抹去。所以,这背后一定有其他原因。

要理解美国公司利润率上升的奥秘,也可以把超级公司的崛起作为一个逻辑起点。

从微观上看,超级公司的可扩展性和赢者通吃的格局支撑着利润率的增长。超级公司有能力扩大生产规模,而不会逐年增加成本。如此高的经营杠杆和规模,催生了很多行业的赢家通吃局面。超级计算机将在将物理设备和工厂等有形资产投资到知识产权、软件、专利和R&D等无形资产后,极大地促进可扩展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并将利用知识产权和专利等无形资产为行业构筑护城河。垄断力、政治游说力、品牌力的增强,无疑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从相关数据也可以看出,近二十年来,许多行业的利润率增长与无形资产的投资增长呈正相关。

从宏观上看,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带来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使得美联储能够长期维持如此低的利率,企业的资本成本一直处于下降的过程中。这直接导致资本成本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资本成本的比例从26%下降到了17%左右。劳动收入份额和资本成本份额的同步下降促进了企业利润在GDP中的增加。上世纪末,企业的利润份额约为3.5%,现在急剧上升到17%,自然带来了企业利润率的增长。在这种环境下,工人得到的蛋糕越来越少,而公司股东得到的蛋糕越来越多。

毫无疑问,公司利润率的增长会转化为可观的利润增长和股市回报,推动了美股近几十年的大牛市。根据NBER的一份研究报告,在过去30年中,美股54%的增长来自企业利润份额向劳动收入份额和资本成本份额的再分配。经济增长只贡献了股市涨幅的24%,而低利率和低风险溢价分别贡献了11%。相比之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经济增长对股市的上涨率贡献最大,贡献高达92%。可以看出,超级公司的崛起极大地造福了股市投资者,但却以工资增长停滞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为代价,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

随着超级公司的蓬勃发展,少数公司成为美国股市的引擎。根据市场数据,自2000年以来,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 Index)前五大成份股(所谓的“FAAMG”)上涨了8倍以上,而其余495家公司仅上涨了一倍。截至目前,这五家公司市值之和占指数总市值的25%,是40年来最高的比例,远高于互联网泡沫时期的18%。如此高度集中的市场是危险的,不仅因为超级公司通过巨大的市值和资本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巩固了行业的主导地位,可能对创新活动、资本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且科技股的任何动荡都可能为后续的市场低迷增添燃料。

曼德尔,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曾指出“自由竞争产生集中,集中产生自由竞争的对立面,即垄断。”对于美国人民来说,矛盾在于他们一方面想要只有大企业才能提供的大规模生产的好处,另一方面又想要竞争性市场开放的好处。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双重对立,是美国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也是美国企业长期在市场竞争和一体化之间交替循环的主要动力。2020年10月20日,美国司法部和11个州正式对谷歌提起反垄断诉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划时代的反垄断诉讼拉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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